作者简介：刘晓红（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国际仲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此次仲裁法修法是中国仲裁制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不仅增设若干与国际接轨的制度亮点，更重要的是明确这些“增量”修改中的逻辑主线，即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逻辑起点和核心原则，仲裁机构角色从“主导者”退居“服务者”，仲裁庭直接依据当事人授权独立行使仲裁权。此次修改体现了中国仲裁立法从“量”的累积到“质”的跃迁，揭示了仲裁制度正当性的深层逻辑。仲裁的本质是“私人裁判”，其权力源于当事人的合意授权，新修订的仲裁法正是对仲裁本质的制度性回应，有力推动中国仲裁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从“机构本位”转向“当事人本位”。

关键词：仲裁法修订;机构本位;当事人本位;意思自治;范式转型

目次

一、“机构本位”与“当事人本位”的立法范式

二、仲裁立法范式转型的制度呈现

三、仲裁立法范式转型的驱动因素

四、范式转型的未竟之处

五、范式转型下的国际化进路

结语

一、“机构本位”与“当事人本位”的立法范式

仲裁权是在法律授权范围内，经双方当事人协议授权的仲裁庭，对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争议作出公正裁决的权力。其双重效力来源为私人主体行使具有“准司法”性质的裁判权提供了正当性支撑。对仲裁本质的理解分殊，决定了仲裁法律制度迥异的体系安排。所谓“机构本位”，并非仅指仲裁实践中主要采取机构仲裁形式，还指仲裁制度以仲裁机构为中心进行制度设计，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权力和运行逻辑主导仲裁全过程。在此模式下，仲裁机构成为衔接国家公权力与当事人自治的制度枢纽，发挥“准司法机构”的功能面向，并超越程序管理与服务供给的功能定位范畴，跃升为仲裁程序获得国家法秩序正当性承认的制度关口。

1994年仲裁法的体例安排和条文结构集中体现此种机构本位立法取向。其对仲裁机构性质定位抑或是对仲裁机构的监督与管理，均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仲裁权本质甚至被视为行政权的延伸。该立法设计在涉外仲裁机构数量有限、机构职能相对单一的历史阶段尚具实践合理性。然而，随着仲裁实践的纵深发展与国际化程度的持续提升，“机构本位”的立法范式愈来愈暴露出其制度弊端。

“当事人本位”则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逻辑起点和核心原则，仲裁机构角色从“主导者”退居“服务者”，仲裁庭直接依据当事人授权独立行使仲裁权。据此，仲裁协议效力采推定有效原则，程序事项以当事人合意为依归，仲裁庭对程序享有决定权，司法审查亦保持谦抑性立场。“当事人本位”将仲裁机构职能限缩于程序推进和规则补充层面，使仲裁庭复归裁判本位，并以当事人合意为仲裁权正当性根基。

两种本位并非对立范畴，而是立法价值取向各有侧重的制度坐标。各国仲裁立法均在寻求契合本国法律制度传统与仲裁发展阶段的定位，处于不同坐标位置上的仲裁法由此呈现不同制度品格：或倾向于将仲裁视为国家纠纷解决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施以管控，或视为私人自治的延伸而加以尊重。“机构本位”契合现代仲裁制度肇始阶段快速建构和维护秩序的需求，“当事人本位”则在承认机构仲裁的制度价值基础上，要求仲裁机构管理回归市场服务本源，避免以机构管理吸收仲裁庭独立判断，以机构标准侵蚀当事人合意空间。

从“机构本位”向“当事人本位”转型体现了对国家法、仲裁机构、仲裁庭与当事人权能关系的重新厘定。国家法通过确认立法确定仲裁自治的外部规范边界，仲裁机构通过规则供给和程序管理保障程序有序进行，仲裁庭则在当事人授权范围内行使仲裁权。此种制度转向实质上是将仲裁权正当性来源从国家经由仲裁机构让渡的“准司法权”回归当事人合意授权的契约基础，仲裁法律制度重心亦随之从“仲裁机构如何管理仲裁”转向“当事人如何授权仲裁”，从而更契合现代国际商事仲裁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本位的主流制度逻辑。

从“机构本位”向“当事人本位”的转型能否构成范式转换，取决于其是否触及仲裁理念的根本性变化、是否引发仲裁权配置重构、是否改变仲裁各方主体的角色定位与相互关系。新修订的仲裁法多项新制度前后呼应、彼此嵌合，共同将当事人本位从立法理念落实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

‍二、仲裁立法范式转型的制度呈现

新修订的仲裁法从六个相互关联的维度重新配置仲裁权的归属与行使空间，推动立法理念从“机构本位”转向“当事人本位”，这一转向也是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复归。这些修订中，仲裁立法范式转型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仲裁机构的再定位：从“准司法机构”到“非营利法人”。1994年的仲裁法模糊立法话语，导致仲裁机构在实践中长期存在“行政化”与“民间化”两种认识。“行政化”立场将仲裁机构视为行政机关或其附属单位，把仲裁权理解为政府公权力；“民间化”立场将仲裁机构视为民间组织，把仲裁权理解为当事人合意授予的私权力。“准司法机构”是“行政化”立场的典型表达。新修订的《仲裁法》第13条第2款明确仲裁机构属于公益性非营利法人，第24条重申仲裁机构独立性，排除了仲裁机构的“准司法”或“行政”属性。仲裁机构的权力不再来自国家授权，而来自当事人的合意委托；其法律地位也不再是“国家纠纷解决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是“为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市场主体”。这一修订为仲裁机构的“民间性回归”提供了切实的法律基础。

第二，仲裁庭自裁管辖权：从机构决定到仲裁庭决定。对比1994年的仲裁法，新修订的《仲裁法》第31条第1款则明确赋予仲裁庭自裁管辖权，裁判权的本源由此回归仲裁庭，仲裁庭作为仲裁权核心行使主体的地位得到确认。唯有仲裁庭得以自行认定其管辖权，裁判权方真正立基于当事人的授权，独立裁判者的地位才得以确立。

第三，仲裁协议效力认定：从形式主义到意思自治优先。1994年的仲裁法以书面形式为仲裁协议生效要件之一，即所谓“仲裁协议效力的形式主义”。这种从严认定立场与“机构本位”管理逻辑内在一致，但在适用层面容易将仲裁合意的真实性置于形式瑕疵之后，形成以形式完整性吸收意思表示的审查路径。新修订的《仲裁法》第27条认可了默示同意成立的仲裁协议效力，着眼于“能否确认当事人具有提交仲裁的共同意思”，极大地降低了形式门槛。第30条强化仲裁协议独立性，使仲裁合意作为程序性处分行为获得独立评价。这一制度转向减少了形式瑕疵对真实合意的不当阻却，使仲裁协议效力审查更贴近商事交易和仲裁制度的运行逻辑。

第四，临时仲裁的有限引入：突破机构垄断。1994年的仲裁法将临时仲裁排除于立法承认范围外，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及国际仲裁立法的通行做法相悖。新修订的《仲裁法》第82条以特别仲裁制度的形式引入临时仲裁制度，虽与通行临时仲裁制度相比在适用范围上有所限制，但该举措使商事主体在机构仲裁外获得更充分的程序选择权，让仲裁更充分地回归当事人合意支配的制度逻辑。这一安排在渐进开放与风险可控的限度内，逐步明确了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中的主导地位，使仲裁机构回归程序管理与专业服务的职能本位。

第五，仲裁程序确定：从机构规则到当事人约定。1994年仲裁法立法框架下的仲裁程序主要依仲裁机构规则进行，当事人意思自治空间比较有限。新修订的仲裁法多处强化当事人对仲裁程序的支配权，如第11条、第41条和第43条。上述条文均明确当事人的程序约定优先于仲裁机构程序规则，仲裁机构从程序决定者转变为当事人约定的执行者和补充者，亦与仲裁机构仅应保留“私行政功能”的应然制度意旨相契合。

第六，仲裁地制度增设：改变由仲裁机构确定仲裁裁决的籍属。新修订的《仲裁法》第81条增设“仲裁地”这一核心制度，允许当事人书面约定仲裁地，并据以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和司法管辖法院。该制度改变了我国仲裁实践长期依赖仲裁机构所在地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的路径，明确仲裁机构所在地仅关涉仲裁机构组织和管理功能，仲裁地则承担程序法适用、撤销管辖、裁决国籍和裁决承认与执行的认定功能。仲裁地标准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础，取代带有属地色彩的仲裁机构连接因素，从而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项下的籍属认定等国际通行规则有效对接。

三、仲裁立法范式转型的驱动因素

仲裁立法的范式转型根植于内外多重因素叠加，其中既有“机构本位”长期运行积累的内部积弊，也有国际规则与仲裁地竞争的外部压力，更有仲裁治理理念由管理向服务的深层转变。概括而言，主要驱动因素有：

第一，仲裁实践需求的内在动力。1994年的仲裁法颁布之初，市场主体的仲裁意识尚待培育，仲裁员队伍、仲裁规则和司法支持机制均处于形成过程中。若不以“机构本位”为导向要求常设仲裁委员会承担案件受理、组庭、程序管理和出具仲裁裁决书等职能，现代仲裁制度难以迅速转化为可运行的解纷机制。截至新修订的仲裁法颁布前，全国依法设立仲裁委员会285家，累计办理仲裁案件500多万件，涉案标的额9万多亿元，可见仲裁机构体系作为“制度骨架”在我国仲裁制度初建和扩展阶段确有现实合理性。但随着商事交易类型日趋分化，涉外争议解决需求持续增长，“机构本位”导向的制度安排与仲裁实践发展之间的罅隙日益显现。1994年的仲裁法适应性与当前解纷需求不相契合，这构成此次仲裁立法范式转型的现实驱动。

仲裁实践对程序灵活性的内在需求长期未满足，仲裁效率价值难以在既有制度框架内充分实现。从仲裁契约性来看，仲裁庭的仲裁权来自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合意，当事人理应享有自主安排仲裁程序的空间，灵活性与效率也因此成为仲裁区别于诉讼的重要特征。但1994年的仲裁法将机构仲裁确立为唯一合法形式，排除了具有程序灵活、高效解纷等优势，为《纽约公约》和国际主流仲裁实践所认可的临时仲裁；这进一步削弱仲裁灵活性，减损了仲裁相较诉讼的制度优势，构成仲裁法修订的重要现实动因。

既有制度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多重外部限制，加剧了“机构本位”在现代商事仲裁实践中的局限性。一是仲裁协议形式要件过于严苛。书面形式之外的意思表示难以获得承认，与国际主流仲裁实践普遍放宽仲裁协议形式要求、尽量维持协议效力的立法趋向不一致。二是首席仲裁员产生方式较为单一。首席仲裁员通常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双方当事人及其选定仲裁员间的协商空间不足。三是程序事项多依赖仲裁机构决定，使当事人通过程序选择协调公正与效率的作用难以充分显现。“机构本位”下的仲裁制度将当事人意思自治严格限定于法律承认的范围内，制约了仲裁协议效力的实现，亦削弱了仲裁的固有制度优势。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发布的2021至2025年《国际仲裁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显示，仲裁当事人选择仲裁地时尤为注重仲裁司法支持、仲裁法在当地法律体系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及仲裁裁决的执行力度。上述考量与“机构本位”的制度逻辑存在根本扞格。“机构本位”下的仲裁机构运行仰赖行政资源、程序推进偏重层级审批，行政体制束缚下的仲裁程式化难以在国际仲裁市场形成可持续的专业声誉。内地仲裁实践与国际商事仲裁主流规则间日渐扩大的罅隙，使仲裁地逆差与仲裁程序劣势相互叠加，导致大量争议解决诉求外流，折射出“机构本位”仲裁制度与国际通行规则间的制度落差。

第二，国际化背景下仲裁地竞争的外部压力。外部压力构成范式转型的另一重要动因，表现为制度对接和市场竞争两个层面。《纽约公约》的执行机制以仲裁地为制度核心，以“支持仲裁”（pro-arbitration）为基本立场，要求缔约国法院最大限度地承认仲裁协议效力、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我国作为缔约国，1994年的仲裁法虽以《纽约公约》为蓝本，但两者在核心理念与制度设计上存在显著差距。比如，仲裁裁决籍属标准不同、我国的临时仲裁制度缺失与仲裁协议效力要件过严、管辖权异议决定主体不同等。《纽约公约》遵循仲裁庭自裁管辖原则，但我国的旧法将管辖权异议审查权交由仲裁机构。因此，推动我国仲裁制度与以《纽约公约》为代表的国际仲裁制度接轨，构成仲裁法修改的重要外在动因。

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构成更为直接的外部压力。《国际仲裁调查报告》显示，伦敦、巴黎、新加坡、香港、迪拜等仲裁地长期位居当事人首选之列，所凭借的正是不断完善、与国际接轨的仲裁法律环境。一国仲裁立法的现代化程度，已成为衡量其仲裁制度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仲裁地是国际商事仲裁最关键的连结因素。1994年的仲裁法未确立仲裁地制度，长期以仲裁机构所在地混同替代仲裁地，与《示范法》等国际主流仲裁立法相悖，削弱了中国仲裁在跨境争议解决领域的制度竞争力。新修订的仲裁法通过增设仲裁地制度、有限承认临时仲裁、引入仲裁庭自裁管辖权，针对性地补足上述制度缺位，推动中国仲裁立法与国际通行规则实质衔接。

第三，从“管理”到“服务”的仲裁治理观念变迁。范式转型的更深层动力源于仲裁治理理念的变迁，其核心是对仲裁权力来源的重新认识。1994年的仲裁法制定之际，行政仲裁体制尚未理顺，立法者的核心关切在于迅速建立统一的仲裁秩序并实现去行政化、加强私法自治的制度转型。这一关切内含司法权论的理论预设，即仲裁权为国家审判权有限让渡的产物，仲裁机构据此行使经国家授权的准司法裁判职能，国家对仲裁活动的管理与监督亦由此获得正当性依据。旧法诸项制度安排亦由此体现出以管理为导向的治理逻辑。

至2025年修法时，仲裁治理逻辑已发生根本转变。这一转变不止于立法层面的规范调整，更折射出仲裁权正当性来源由司法权论向契约论的理论更迭。当仲裁庭的权力被认定为源于当事人的合意授予而非国家司法权的让渡，立法任务便从约束公权力的行使，转为保障契约中私权利的实现。国家在仲裁中的角色亦由管理者转为保障者，提供支持性制度框架，并将干预限于必要限度。在此逻辑下，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再停留于原则性宣示，而得以通过具体规则加以实现。

四、范式转型的未竟之处

新修订的仲裁法的进步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但其未竟之处亦不容回避。现行仲裁立法范式转型的不彻底，既源于立法过程中多方利益的博弈与立法者的审慎考量，也折射出当事人本位的理论诉求与既有实务需求间的张力。

第一，临时仲裁的适用范围争议。临时仲裁制度虽已入法，但其适用范围仍被严格限定于涉外海事纠纷以及特定区域企业之间的涉外纠纷。由此形成的特别仲裁具有明显的试点性和例外性。此种限制虽可解释为立法者对临时仲裁滥用、仲裁程序失序风险的审慎回应，却使风险防范前置为准入限制，与当事人本位的制度逻辑形成张力。以涉外与国内之别作为适用的前提，既形成双轨格局，又难与仲裁尊重私法自治的取向完全契合。临时仲裁若长期停留于涉外因素和特定区域的限制中，其制度功能便难以从政策性开放转化为一般商事仲裁规则。因而特别仲裁与机构仲裁虽已在新法下形成并存格局，所预留的制度空间仍应尽早填补，使临时仲裁逐步扩展到符合条件的国内商事争议领域。

第二，“内外有别”的立法体例残留。新修订的仲裁法在若干制度上推进了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的趋同，但1994年的仲裁法内外有别的体例框架仍在总体上得以保留。新修订的仲裁法关于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程序规则乃至司法审查标准上仍存在区别。学界围绕“内外有别”的仲裁体例讨论由来已久，内外有别的仲裁体例在特定历史阶段有其成因。涉外仲裁裁决需对接《纽约公约》与国际商事交易惯例，司法审查相对克制；国内仲裁裁决则长期被置于更强的司法监督框架之下。然而随着仲裁制度基本逻辑逐步转向当事人本位，适用规则是否仍应以争议的涉外属性为主要分界值得重新审视。当事人本位的核心是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而非由立法者根据“涉外”或“国内”的标签预设规则优劣，实现不因涉外与否而区分适用规则的统一立法才是对当事人本位的贯彻。如何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格局下走向并轨，仍是后续修法需要面对的课题。

第三，名册外仲裁员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当事人选择权的实质化，还应具化为当事人能够完全并自由依其意愿确定仲裁员上。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曾包含当事人可在名册外选定的条文，但最终新修订的仲裁法仍维持传统名册制。将仲裁员选任限定于机构名册之内，实质上是以机构预先遴选替代当事人的判断，使本应作为便利的机构推荐转化为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隐形限制。名册外仲裁员选任机制在国际仲裁实践和不少机构规则中早有先例，我国对仲裁员名册制的坚持，仍是机构本位在仲裁庭组成环节的制度遗留。名册内与名册外选任制度之间的取舍，既关乎当事人选择权的实现程度，亦关乎我国仲裁员选任制度与国际主流仲裁实践的接轨。

第四，仲裁行政化的制度惯性。仲裁法律制度文本的更新与修订，并不当然消解既有运行机制中的行政化惯性。我国部分仲裁机构在机构设立、人员安排、经费和业务管理上长期受行政管理逻辑影响，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对仲裁事务的介入习惯亦可能延续。部分仲裁员和仲裁当事方代理人对仲裁机构管理的依赖心态，以及仲裁机构内部管理的行政化惯性，使仲裁机构在性质上虽与行政体系解绑，其内部治理、仲裁员选任与责任机制等环节仍在相当程度上沿袭行政逻辑。可见形式上的去行政化尚未转化为运行逻辑的实质转变。范式转型的最终完成，不仅依托法律文本的修改，更有赖于“行动中的法”的跟进。立法确立的“当事人本位”唯有内化为仲裁机构的服务理念、仲裁员的独立品格与司法的支持立场，方能从立法指引落实为稳定的仲裁秩序。

五、范式转型下的国际化进路

实现我国仲裁法律制度的范式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当事人本位的全面落实仍有赖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后续可从以下方面推进，以推动我国仲裁制度与国际通行规则进一步融通。

其一，循序扩大特别仲裁的适用范围，同步完善配套规则。从“当事人本位”看，临时仲裁由涉外领域进一步扩展至全部涉外纠纷乃至国内商事纠纷，应为此制度逻辑的自然延伸。因而待本土实践经验充分、配套规则成熟之后，临时仲裁适用宜逐步及于国内纠纷。临时仲裁不受仲裁机构的全程管理，其程序顺利推进依赖一套不同于机构仲裁的支持机制。就此而言，立法应进一步明确组庭迟延或无法组成时的协助主体及其职责，健全人民法院对临时仲裁的协助与衔接，使当事人的高度自治获得稳定的程序保障，并通过配套机制防范临时仲裁被滥用的风险。

其二，继续收缩“内外有别”的仲裁立法体例，推动司法审查标准的内外并轨。司法审查标准的内外之分，实质是国家对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干预程度的差异之分。旧法与新法均采取仲裁司法审查双轨制，使性质相同的仲裁裁决仅因争议是否具有涉外因素，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时承受强度不等的司法干预。当事人本位在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间难以获得同等的制度体现。未来仲裁司法审查应以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制度并轨为指引，国内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应同样限于程序性事项，将实体审查权交还仲裁庭终局裁量，从而回归支持仲裁与必要监督的应然功能，在最低限度干预下维护仲裁裁决的终局性、稳定性和可执行性。

其三，探索开放名册外选任方式，强化当事人对仲裁员的自主选择。现行仲裁员名册制度以仲裁机构预先编制的推荐名册划定选任范围，使当事人对仲裁庭组成的处分受仲裁机构规则限制，虽有助于维持仲裁员资质筛查和管理仲裁秩序，却不宜成为排除名册外选任的当然依据。仲裁庭组成源于仲裁协议，仲裁员选任亦应回归仲裁合意。仲裁员名册功能宜定位于推荐和参考，而非对当事人选任范围的强制限定，仲裁机构相应宜仅保留必要的资格审核职能。无论是《示范法》还是国际商会仲裁院等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均充分尊重当事人指定仲裁员程序的自由。故无论从“当事人本位”或国际化视角审视，均有必要在立法层面明确当事人于推荐名册之外自主选定合格仲裁员的制度空间，确立“名册推荐为辅、开放选任为主”的立场，并将仲裁员资格审查、信息披露与利益冲突等事项交由仲裁规则细化，从而兼顾仲裁当事人程序选择自由与仲裁庭组成的专业化和国际化。

其四，进一步弱化仲裁机构的行政化色彩。去行政化能否实现取决于仲裁机构法律性质的厘清能否落实为治理结构的实质调整。仲裁机构长期定性模糊、参照事业单位运作，这是其带有浓厚行政化色彩的根源。新修订的仲裁法虽就仲裁机构性质作出规定，但立法话语上的性质界定并不当然完成仲裁机构治理结构转型。若理事会、执行机构和监督机制之间未能形成清晰分工与有效制衡，去行政化仍可能停留于法律文本层面。为此，可稳步推进构建“与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相适应的仲裁监督和管理机制”，推动仲裁机构在人事、财务与编制上逐步脱离事业单位序列；并由中国仲裁协会承担行业自律、信息披露和外部评价职责。对转型确有困难的机构设置有序退出机制。从而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提升中国仲裁制度的融通性、公信力和国际竞争力。

结语

历经30余年历程演变，中国仲裁立法理念正从“机构本位”的管制逻辑，逐步转向“当事人本位”的服务逻辑。这一范式转型既源于市场经济纵深发展对仲裁制度的现实需求，也来自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战略自觉。1994年的仲裁法首次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仲裁法律制度，受制于时代背景和制度认知局限，在多方面呈现出鲜明的“机构本位”色彩。新修订的仲裁法标志着这一范式转型从理论构想走向制度实践，在当事人权利保障上实现多重突破。但范式转型并非一蹴而就，法律制度的革新只是转型的起点，真正落地还须经历从“纸面上的法”到“行动中的法”的漫长转化。这一范式转型并不等于机构作用的削弱或退场，而是需要机构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完成自身角色重塑，以更专业的服务能力、更完善的程序管理、更加透明的公信力建设，真正成为当事人权利实现的有力支撑，而非程序推进的阻隔屏障。

中国仲裁立法从“机构本位”向“当事人本位”的范式转型已迈出里程碑式的一步。欲使这部新法真正释放仲裁制度潜能，培育国际一流的仲裁服务能力，提升中国在国际争议解决领域的话语权和竞争力，既要看制度实施的细节与执行力，更要看法治精神在仲裁生态中的深度浸润。唯有立法理念、机构治理、行业文化和当事人意识同频共振这一范式转型方告完成，仲裁作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重要一环的制度价值才能真正实现。

注：以上文章来源于《地方立法研究》，不代表我委立场或观点，如有疑问，可与我委联系。